“文革”前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，大都到“干校”去“锻炼”过。对于当代的许多年轻人来说，大概不知道“干校”是怎么一回事情。我们是属于北京市属的单位，“干校”自然也在北京市的范围内。这较之中央单位所安排的远隔千里的“干校”，我们实在是“优越”多了。我们所去的“干校”，就是大兴县的天堂河“劳改农场”的前身。“劳改农场”自然就是改造囚犯的地方，忽而把它变成了“干校”，那就可以想见“干校”的“锻炼”是怎么一回事情了。说白了，所谓“干校”，就是对知识分子实行“劳动改造”的“学校”。知识分子本来是劳动者，为什么要进行“劳动改造”啊？据说是他们都是从“旧学校”出来的（包括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，也都认为是出身于“旧学校”，说来还真有些“新鲜”），“世界观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”；按阶级划分说，他们当然是“属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”。这就是他们要“劳改”的一个主要原因。说实话，当时有许多人对这个“定性”是绝对想不通的。其中有些人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，有些人是建国初期的贫苦青年，享受人民的助学金才念完大学的，忽然一下子变成了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”，心里边那个“疙瘩”总也解不开。然而大势所趋，谁也不敢多说，说破了就会有灭顶之灾！……现在好了，邓小平明确地说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！此后，还提出要科教兴国！这对于知识分子真是一大解放！细想起来，这是用一种新的思想路线代替另一种思想路线带来的解放；因为这个大问题解决了，许多知识分子心里的那些“疙瘩”也就随着消失了。
除此而外，我也想说我们这些“老九”虽然很会思考，却也很容易被一种思想的套子套住了思考力，有时还依据那种套子把自己束缚得紧紧的。这实在是一个大弱点！我在“干校”就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：我们的劳动就是种稻子，有位年岁比我大的先生（现已故世）从没有光脚下过水田，就事先准备了一双高腰的靴子。当他穿着这靴子下到水田以后，泥浆就嘬住了靴子，怎么也拔不出来。我看他难办时，就建议他干脆不要穿靴子，光着脚下田吧！他见我是光着脚下田的，知道说的是实话，也就收起靴子放在田埂上，光着脚下田了。开始时，他自然是走得歪歪扭扭的，后来却说这样是方便多了。收工的时候，他去找靴子，却没有找到。有人就告诉他，那一定是附近村里的孩子打草，把他的靴子偷走了！这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解答，不料，那位先生却反问道，“贫下中农的孩子会偷东西吗？”
在场的许多人谁也不敢回答这个“难答的问题”。说“是”，那就是思想、立场问题，就一定要“遭灾”；说“不是”，到哪里去为他找到那双靴子呢？最好的“自我保护”的态度，就只能是沉默不语。这里我要插上一句，那位先生的学问是公认的“名家”，大家对他都没有什么不敬之情。人们不回答他的问题，实在是“爱莫能助”。……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，它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晃动，它使我想到，自认为有思考力的“老九”们，一但被某种思想的套路套住以后，就沿着那个路子思考下去，越想越深，越钻越细，以致不能自拔，许多脱离实际的“出格”的想法，就是这样引发出来的。现在有一种“名论”说，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“没有独立性”的反映。此论诚然有理；但我总觉得它说得不完备。“老九”们的这个毛病，实在由来已久，它就是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（见《红楼梦》）那种“迂腐”的劣根性的反映！直到现在，我们也不能说这种“迂腐”的劣根性已经绝迹了。根治这种劣根性的最好办法，就是拓宽经济发展的道路，消除产生这种劣根性的“土壤”，它自然就会被人们所抛弃。这是很符合“存在决定意识”的原理的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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